李国学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
吕文军 甘肃省农村能源资源服务总站站长
郭伟 西北城乡有机废弃物循环利用工程研究院管理委员会主任、兰州新融环境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魏孔军 甘肃省兰州市皋兰县黑石镇种粮大户
如今，对于农村而言，“双碳”目标不是单一的“约束”，而是更广泛的“牵引”。在农村推广清洁能源，能够让老百姓从根本上改变生产生活的用能方式，享受更好的生产生活条件。
“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多元互补的现代农村能源体系”。从满足取暖、做饭的基本用能需求到绿色低碳发展新方向，农村可再生能源利用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价值变革。从“十四五”到“十五五”，我国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和生产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理解“建设多元互补的现代农村能源体系”的内涵？能源转型将如何帮助农业减少碳足迹？本期《对话》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李国学以及吕文军、郭伟、魏孔军三位基层实践者展开交流讨论。
农村已经成为国家节能降碳工作的重要阵地
主持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多元互补的现代农村能源体系”，《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也提出“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从“十四五”到“十五五”，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我国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和生产发生了哪些变化？国家政策的着力点又有哪些转变？
李国学：“‘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加快补上农业农村领域突出短板，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经历“十四五”时期的发展沉淀，我国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保障，更是国家节能降碳工作的重要阵地、农业现代化的动力引擎，是协同推进“双碳”目标与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吕文军：“十五五”时期，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工作重心正在从单一的环保治理或技术试点，转向以降碳、减污、增效为目标的系统性重构。具体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从单一替代转向多能互补，立足县域资源禀赋，统筹风电、光伏、生物质等资源，构建多能耦合的分布式体系；二是从单纯的能源消费者转变为“产消者”，农村地区利用屋顶等空间和农林废弃物开发可再生能源，实现就地就近消纳；三是从治污保供转向全面赋能乡村振兴。
如今，对于农村而言，“双碳”目标不是单一的“约束”，而是更广泛的“牵引”。在农村推广清洁能源，能够让老百姓从根本上改变生产生活的用能方式，享受更好的生产生活条件，逐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特别是沼气这项农村可再生能源代表性工程技术，最初是致力于保障农村生活用能，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小沼气”发展成大型沼气工程，开始更多服务于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环境保护。未来，沼气工程将进一步服务于农业农村绿色生态循环发展，通过沼气提纯生物天然气和沼渣沼液肥料化利用，打通“养殖—粪污—沼气生物天然气—有机肥—生态种植”闭环。
主持人：您如何理解“建设多元互补的现代农村能源体系”的内涵？
李国学：“多元互补”首先体现为能源结构的多元化。我国农村地区具有丰富的生物质资源，结合太阳能、风能等资源可以实现燃气、热能等多种能源的组合。各地应立足当地资源禀赋、用能特征，因地制宜探索多种主体共同参与、多种能源技术集成的适宜路径，形成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系统。
吕文军：除了能源供给侧，“多元互补”还表现为需求侧的多元化。清洁低碳的可再生能源是现代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绿色能源除了可以解决农村炊事、洗浴、照明的基本生活需求，还可以用于农产品烘干、设施保温、仓储等农业生产环节的能源消费。在具体用能场景上也正在从单体农户的生产生活用能逐步走向园区化、集约化用能。
从“示范”到“常态化运营”，路有多远？
主持人：在多元互补的能源体系中，风、光、生物质等各类可再生能源各自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吕文军：“多元互补”的内在要求是“风、光、储、生”等协同配合。时间上，日间太阳能与夜间生物质能、风能等互补；空间上，村级微电网与主干电网互补；功能上，生物质能可实现电、热、气、肥“四联供”。
甘肃省已在清洁能源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形成良好基础。首先，甘肃的太阳能、风能资源丰富，是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其次，甘肃作为全国现代寒旱特色农业先行基地，生物质资源丰富。近年来，我们聚焦解决农户清洁取暖、清洁炊事、清洁洗浴等需求，总结形成了“太阳能光热+辅助热源”分户取暖、“太阳能+生物质”热电联供、光伏光热一体化储电直驱热泵供能等一批技术模式。
主持人：在风、光、生物质能等多种可再生能源中，生物质能是唯一能同时提供气、热、电、肥的品种。要充分发挥生物质能的“四联供”特性，在实际生产生活中，对于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还存在哪些局限？
李国学：我国每年产生农业废弃物约40亿吨。这些废弃物如果处理利用得当，就可以有效替代部分化肥、饲料和化石能源。以畜禽粪污为例，目前，我国畜禽粪污年产出量约30亿吨，蕴含纯氮磷钾养分4000多万吨，换算成固液态有机肥产量可达到10亿~15亿吨。
但在生物质资源的利用上也存在巨大挑战。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传统分散的生产方式发生改变，种植户和养殖户分离，养殖越来越规模化，粪肥离农田越来越远。从技术层面看，全国80%至85%的养殖场属于中小型规模的场户和合作社，但粪污处理的技术研发和政策支持长期聚焦于大型规模化养殖场。从产业本身出发，原料收集、加工转化、终端消纳等全链条成本较高，很多地方闭环循环机制尚不健全。从农业生产角度，与化肥相比，粪肥和沼肥等有机肥养分含量低，施用的便捷性也不及化肥，加之科普宣传不足，农户施用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
郭伟：过去十年，国家对大中型沼气工程建设及相关领域给予了很大支持，但一个尴尬的现实始终存在——在一些地方，占沼气工程产出物总量95%以上的沼液资源化利用率依然有限，这也就意味着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
一方面，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液，营养成分浓度低且差异大、运输储存等成本高、季节性施用矛盾突出。另一方面，沼液的全面商品化还面临一些现实难题。虽然政策层面积极支持资源循环利用，但目前沼肥尚未纳入国家及地方肥料备案体系。这意味着，尽管沼肥在田间地头是合法的“绿色肥料”，却尚未取得正规的销售资质。此外，一些沼气工程还缺乏“产品思维”和“用户思维”，沼液往往被当作需要处理的副产品，而非可以创造价值的新产品。
主持人：如果我们将视角转换，这些废弃物不再是需要被处理的“负担”，而是有待开发的资源。那么与直接将其烧掉、堆弃或者简单沤肥相比，把它们开发成沼气和沼肥，最大的增量价值体现在哪里？农民、村集体乃至涉农企业可以从中获得哪些实惠？
郭伟：沼气、沼肥开发利用的逻辑核心在于就地取材、就地利用、就地消纳。以我们所在的园区为例，附近村子里的秸秆、养殖场的粪污，经过规范化处理，变成生物天然气，园区的车队用一部分，附近几家工厂用一部分，实现了能源的就地消纳。由此形成的区域绿色闭环，其生命力在于利益共享——养殖户因废弃物有了稳定去向而减负，种植户因沼液还田而降低了化肥支出，农化服务企业因托管服务的落地而获得了可持续的业务模型。同时，政府以及行业管理部门也因此减轻了环境治理负担。成本降了，效果实了，闭环才真正转得稳、转得久。
魏孔军：以我们合作社为例，合作社一共种了2000亩玉米。前几年都是以施用化肥为主，通常来说，每亩地用50斤复合肥、60~80斤尿素，肥料成本大概在350元，加上肥料装运、雇工撒肥等人工费用，每亩地施肥成本约为380元。
去年开始，我们尝试和农化服务公司合作，专业的技术人员会来地里测土配方，然后给出专门的水肥一体化方案，用沼液肥替代一部分化肥。目前来看，我们合作社种植的玉米比前两年都要好，而且一亩地的施肥成本只要260元到270元，这2000亩地就省下20多万元。以前买化肥需要一次性全款结清，现在农化服务企业推出一项服务，只需要支付30%的预付款，尾款等秋收以后结算，对我们来说负担明显减轻了。这些都在增强我们种地的信心。
主持人：围绕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的潜能和可能存在的堵点，各方做了哪些有益的尝试？有哪些典型做法和创新经验？
吕文军：以甘肃省为例，近年来，甘肃省持续推进秸秆综合利用，探索出“秸秆生物质供暖供热”“秸秆三元双向循环利用”等一批典型模式。畜禽粪污处理方面，针对早期沼气工程运营难、资源化利用率低的痛点，一方面拓宽全品类原料渠道，打破单一粪污原料局限，统筹利用畜禽粪污、屠宰废水、秸秆、厕改废水、食品废渣、餐厨垃圾等有机废弃物；另一方面，创新沼肥运营模式，开展沼肥全程农化服务，构建种养循环一体化服务体系。
甘肃省现有各类沼气工程420余处，依托省级财政农村清洁能源综合利用项目资金，先后扶持30余处规模化沼气工程开展设施维修维护、产业链条延伸、高值产品开发等工作，开发以沼液沼渣为原料的沼液浓缩肥、各类可降解生物质膜等新产品20多种。围绕农牧结合、种养循环，聚焦前端农牧废弃物收集、中端转化加工、后端资源化利用，构建起“企业小循环、区域中循环、县域大循环”的生态循环发展体系，目前已打造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循环农业示范点110处。在全省范围内，还涌现出园区生态型发展模式、种养合作社一体化发展模式、“一站多能”模式等多种各具特色的实践模式。
同时，甘肃省依托中央财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资金，积极推进秸秆能源化利用。一是针对生物质成型燃料市场供应不足问题，扶持企业开展生物质成型燃料加工点建设，全省累计建成生物质成型燃料加工工程75处，年生产燃料60万吨，为农村冬季清洁取暖提供了有力保障。二是针对生物质燃料供热较煤炭成本优势不足的问题，支持部分生物质直燃供暖工程实施供热精细化计量改造，精准核算供热能耗，减少无效热损耗，增强生物质能供热经济性。
郭伟：在沼液消纳利用的具体实践中，我们作为专业的农化服务组织，主要从技术和模式两个维度寻求突破。在技术源头上，着力解决发酵原料“水多肥薄”的先天短板，通过采用干湿双进料工艺，有效提升发酵原料和产物沼液中有机质和养分的浓缩度。在服务模式上，跳出传统农资销售的逻辑，把沼液定位为全程托管服务中的一项“投入要素”。农民不是单纯买一车沼液肥，而是购买“不减产、有保收”的种植托管方案。
回过头来看，这些探索能够从图纸落到地上，离不开行业部门的支持。借助甘肃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重点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项目，产业体系覆盖了金川、凉州、古浪、永登、皋兰、靖远、永靖、和政、渭源、安定等10个县区。通过整县推进的统筹机制，把分散在乡镇的养殖场、种植基地和处置中心串成了“一张网”，让沼液还田服务有了连片的落地场景。重点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项目还倒逼我们在设计之初就把减排效益和资源化利用挂钩，既算“经济账”，也算“环境账”。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160万吨的有机废弃物年处理能力，对应的沼液沼肥资源，足够支撑50万亩耕地的农化服务需求。
碳交易，生态价值正在从“看不见”走向“可变现”
主持人：生物质能能否成为打通“环境治理—能源生产—土壤改良”这一循环链条的关键抓手？进而言之，这是否正是低碳农业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李国学：沼气工程技术正是打通这三个环节的“钥匙”。前端是环境治理，即把畜禽粪污、秸秆这些可能造成污染的废弃物收集起来；中端是能源生产，即通过厌氧发酵产生沼气和生物天然气高值产品；后端是土壤改良，即沼渣沼液还田，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减少化肥用量。这三个环节串在一起，有利于实现低碳农业的“减排放、培地力、保增产”三重目标，既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又提升了地力，增加了土壤碳汇。
郭伟：从实践层面看，技术很关键。比如干湿双进料工艺，可以有效处理畜禽粪污、秸秆、餐厨垃圾和食品加工废渣等多种废弃物，为打通循环提供原料保障。从服务模式看，通过全程农业社会化服务，可以实现沼液精准还田，确保肥料用得上、用得好。技术和服务两端都打通了，这个循环就能真正转起来。
主持人：从长远来看，随着碳市场的逐步发展，农业领域碳交易也随着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的重启逐步向农村延伸。农村能源转型将如何帮助农业减少碳足迹？相应碳交易收益对农户和经营主体意味着什么？
吕文军：目前来看，农产品出口和一些大型商超已开始要求碳足迹标签。农村能源转型可直接降低每公斤农产品的隐含碳排放。2025年12月，生态环境部与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布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 规模化猪场粪污沼气回收利用工程》《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 农业废弃物集中处理工程》等2项农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方法学，为畜禽粪污和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打开了进入碳市场的大门。对农户和其他市场主体而言，这意味着“看不见的减排”可以量化为“看得见的收益”。
农村能源转型可以从多个维度减少农业生产的碳足迹。一是清洁能源替代。通过绿电、生物质能替代农业生产中煤炭、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消耗，减少农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二是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实现减排固碳。畜禽粪污、秸秆等进入沼气工程后，可以有效避免露天堆放和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沼渣沼液还田可以提升土壤有机质，实现土壤固碳。三是全链条低碳体系构建。低碳农业园区和低碳农村社区集成智能微电网、循环农业技术，统一管控种养、加工、仓储冷链的碳排放。四是支撑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低碳生产模式有利于形成低碳农产品认证基础，帮助经营主体打造绿色、低碳的农产品品牌，提升产品市场溢价。
在碳资产核算方面，国内农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申报、备案及交易尚处于起步阶段。随着首批农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方法学的发布，各地正积极探索碳资产核算与变现的有效路径。目前，甘肃也正在全省范围内推进农村清洁能源大数据平台建设，为碳资产的核算、计量监测以及最终变现作技术准备。
郭伟：对农户、经营主体而言，碳交易的实现，意味着生态价值从“看不见”走向“可变现”。一是新增稳定收益渠道，通过温室气体自愿减排获得碳收益。二是提升项目融资吸引力，具备碳收益预期的新能源循环农业项目更容易获得银行信贷、社会资本投资。三是满足供应链低碳要求，鉴于大型商超、食品加工企业逐步要求供应商提供低碳产品，农产品碳标签有助于产品打通高端市场。
主持人：在您看来，从生产、使用等维度，农村可再生能源的未来图景是怎样的？低碳农业所要求的投入品减量、土壤固碳、种养循环，是否都离不开农村可再生能源这个底层支撑？
李国学：未来农村可再生能源应该是“分布式的绿色综合体”。乡村被划分为一个个独立的能源区域，每个区域代表一个微能网，屋顶光伏供生产，生物质沼气供炊事和取暖，沼液替代一部分化肥，农田成为碳汇的“存折”。从长远看，能源转型将推动农村从碳源变成碳汇，从环境治理负担变成绿色资产仓库。
从资源利用角度看，农业废弃物将从“处理达标”走向“高值利用”。随着技术不断成熟，畜禽粪污、秸秆、初加工废弃物等通过资源化利用，既能转化为清洁能源，也能还田培肥、提升土壤地力，其规模化、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的方向越来越清晰。从能源转型角度看，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潜力巨大。生物天然气、液化生物甲烷等清洁能源可以就地就近赋能乡村生产生活，并向更广领域延伸，为构建多元互补的现代农村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从价值实现看，绿色效益正加快转化为市场收益。随着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绿色核证等机制逐步落地，沼气工程等农村可再生能源项目减排固碳的生态价值正逐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资产。
吕文军：可以预期，未来农村用能将实现“产消一体”。农户既是能源的消费者，也是能源的提供者。农宅屋顶光伏、庭院光热、生物质炉具将成为标配，未来的农村可再生能源一定呈现多元化格局。更重要的是，农村可再生能源将与农业生产深度绑定。农业废弃物就地转化为绿色能源和肥料，光伏为设施农业供电，沼气为农产品加工供能，形成完整的清洁能源循环产业链。至此，低碳农业不再是一个外部要求，而是这个循环系统自然而然产出的结果。
郭伟：未来农村可再生能源将呈现分布式发展的格局，按资源禀赋分区建设适度规模的处理中心，形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循环的能源单元，让乡村以较低成本获得更加丰富的能源和服务资源。
以生物质能源为基础和纽带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模式，运转就像一个“飞轮”，启动时很费力，一旦转起来就会越转越快，甚至不需要持续加力就能维持高速运转。从实践来看，要启动这个“飞轮”，首先要把后端农化服务做起来，为农户提供有效的农化托管服务。有了后端收益的支撑，还可以通过让利，降低前端废弃物处理成本。“飞轮”启动后，每一个环节的改善都可以强化其他环节——前端废弃物处理量越大，后端肥料越多；后端农化服务面积越大，收益越高，可以给到前端的让利空间就越大；让利越大，前端处理就越有竞争力。如此各环节相互强化，形成自我加速的良性循环。
主持人：从解决烧火做饭的民生工具，到粪污废弃物转化的环保资源，再到驱动绿色低碳发展的价值载体，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定位与角色演变，折射出的是中国乡村发展理念的深刻变迁。未来，农村可再生能源将成为串联起种养循环、清洁替代、化肥减量、碳汇变现的关键纽带。新时代的农村能源革命，将是一场从“用得上”到“用得好”的系统性变革。它需要政策的持续引导、技术的迭代突破、服务模式的不断创新，也需要各方主体共同努力，把这场变革推向纵深。感谢四位嘉宾做客《对话》栏目，带来精彩观点！
主持人 农民日报全媒体记者 姚金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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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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